当政府面对业主维权

　在轰轰烈烈的业主维权运动中，业主所面对的，有物业公司、有开发商、有时是业主委员会、有时是政府部门。

物业公司和开发商凭借其强大的经济实力，有时会侵害业主利益；业委会制度本身的不完善，有时也会腐败变质，从一个维护业主利益的自治团体变成侵害业主的利益实体；而政府部门，对市政工程建设的热衷和由于土地利益最大化的要求，也必然会触及一些业主的个人利益。在这几者中，以对政府部门的维权难度最大。

即使是媒体报道得最为广泛、学者研究最多的对于物业公司和开发商的维权行为。有人坦言，如果是纯粹的商业行为和单纯的利益合同关系，不会出现这样多的难题。维权之难，不在于他们是一个商家，而在于他们不仅仅是一个商家。

一般来说，业主采用非暴力手段维权的方式有这样几种：寻求媒体报道，上访政府部门，通过法律途径。这些方式和方法在面对开发商、物业公司甚至是业委会时，有时是具有一定效力的，但面对政府部门，这些方式就要打上问号。有业主说，面对政府他们很容易陷入“三不管”的尴尬境地。那就是上访不理、媒体不报、法律不管。

在这样的现实情况下，业主只好一方面寄希望于政府部门的廉洁自律，另一方面寄希望于更高级别政府部门的监督管理。就像南京市规划局局长周岚所说，“今天有的城市规划不是法治的而是行政的过程，这就决定了现实规划决策的原则是：权力(包括行政、经济和社会权力)小的服从权力大的，利益集团大的压制利益小的。”

2005年在南京发生的清江花苑事件，正是业主向政府维权的一个个案。定淮门大桥扩建工程需要占用清江花苑嘉和园与清风园小区土地1600㎡左右，而这些土地都是小区业主的共有财产。桥体在拓宽前离清江花苑嘉和园前面的两栋楼有20米左右，离清风园最前面楼有15米左右。根据施工方案，拓宽后的大桥最近处离居民楼只有3米。而居民土地证红线为离桥5米，也就是说，工程一旦开工，将会侵占小区业主土地，并且侵入红线范围。

2005年2月，在未取得建筑规划许可证、建筑施工许可证的情况下，大桥扩建工程开始施工，这引起了小区业主的强烈不满和反对。7月28日，在多次就补偿问题协商未果的情况下，施工方强行施工，最终造成施工人员、执法人员与小区业主冲突。9月，扩建工程最终得以完工，而政府与小区业主之间就有关征地补偿、物业贬值补偿和环境污染补偿仍然没有达成共识，而事情似乎也就从此不了了之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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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共利益和个人利益之争

在业主与政府的利益冲突中，通常会遭遇到个人利益要服从公共利益的状况。从历史上看，在长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，个人是一个很少被提及的词，地方服从国家，个人服从集体自始自终是正统的指导方针。“风能进，雨能进，国王不能进”的西方物权现实成为中国几代知识分子的政治理想。于是，便有了各种公共利益对于个人利益的侵犯，而各种打着“国家利益”、“公共利益”旗帜，而谋取私利侵害个人利益的事件层出不穷。在震惊全国的湖南嘉禾拆迁事件中，嘉禾市政府宣称“谁影响嘉禾一阵子，我就影响他一辈子”，如此近乎荒唐的宣言，也竟是大义凛然般的正气。

那么什么是公共利益？为了公共利益是不是就可以不顾个人利益了呢？又怎样防止公共利益被滥用呢？这些问题，也一直是学界争论的焦点。

公共利益和个人利益之争，更可以追溯到社会学史上的“唯实”和“唯名”之争。“唯实论”认为社会是真实存在的客观实体，社会独立于个人存在并且决定个人的动机、意识和行动。而“唯名论”认为个人才是真实存在的，社会并不具有真实性。

在“唯实”和“唯名”争论的基础上，公共利益者认为整体大于部分之和，社会是由个人通过各种社会关系所结合起来的。社会有个人所不具有的公共利益；而个人利益者认为社会由个人组成，个人的性质决定社会的性质。社会的利益是组成社会的个人利益的总和，除了个人利益之外，社会并没有任何独特的利益。

有学者指出，虽然不能从正面来列举公共利益的内涵，但从反面来看有这样三个类型：政府自身的利益，商业利益和特定利益集团的利益，这三者肯定不是公共利益。

《物权法》第四十二条规定：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，依照法律规定的权限和程序可以征集集体所有的土地和单位、个人的房屋及其他不动产。征收集体所有的土地，应当依法足额支付土地补偿费、安置补助费、地上附着物和青苗的补偿费等费用，安排被征地农民的社会保障费用，保障被征地农民的生活、维护被征地农民的合法权益。征收单位、个人的房屋及其他不动产，应当依法给与拆迁补偿，维护被征收人的合法权益；征收个人住宅的，还应当保障被征收人的居住条件。

失地农民，被拆迁的“钉子户”，还有因为各种市政工程而利益受损的业主。公共利益的取得，往往要建立在他们个人利益的受损上。如果确实是无可争议的利国又利民的行为，个人利益自然要服从公共利益。但假借公共利益之名，而行侵害个人利益之实的行为则应坚决抵制。而事实上这种观念，也被大多数人认可。比如在清江花苑事件发生后，一位业主说：“我们也知道大桥的扩建是件好事，作为一个南京市民，也有义务配合政府部门搞好工作。但是扩建工程应该走正当的程序，最起码应当在取得我们业主同意之后才能正式开工。我们也知道个人应当为集体和国家让路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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向政府维权的另一版本

清江花苑事件似乎已经不了了之，而同样是面对政府的维权，前不久重庆“最牛钉子户”事件则是另外一个版本。

当事人业主吴苹、杨武成了“钉子户”中的英雄，甚至吸引了全国各地的“钉子户”前来朝拜，学习维权经验。“法制史上的里程碑，标志着物权时代的来临”，各种各样的支持和赞誉铺天盖地。冷静下来不禁要问一句，真的是这样吗？

在被媒体鼓噪起来的民意表达中，有评论冷静指出“最牛钉子户”的不可复制性。当时，重庆市政府的雅量，国内外媒体焦点报道形成的强大舆论压力，《物权法》刚刚颁布而十七大又召开在即的特殊历史时期，这些都使得“最牛钉子户”事件成为极个别极特殊的典型个案。其实众多的中外媒体的关注恰好从另一侧面验证了这一观点，正是因为它本身的特殊性和不可复制，才使得事件本身具有极强的新闻价值。

其实，“钉子户”这个词本身就具有悲剧性的贬义，因为作为“钉子”，要么就要被拔掉，要么就要被砸进去。不过还好，“最牛钉子户”事件得以圆满解决。比单纯的事件本身更重要的是，通过这样一次事件，更多人明白了私有财产的正义、神圣和不可侵犯性。“钉子户”，重庆政府，以及众多媒体集体给众多业主们上了一堂生动的维权课，而这样的补课还要更多。

前后历经13年之久，经历七次审议的《物权法》可谓是命运多舛，最终在今年才得以通过。这对于业主们保护私有财产，维护自身合法权利当然具有积极的意义。然而必须指出的是，就目前现实的社会环境而言，想要凭借一部《物权法》就能够改变目前中国业主的弱势地位、维权的困难现状，这显然是不现实的。

怎样使物权的理念深入人心？怎样真正做到有法可依，违法必究？怎样完善目前的物权保护体系？这些是在“后物权法时代”更值得我们去讨论的。

值得一提的是，就在《物权法》通过不久，中共中央政治局进行第四十次集体学习，学习会议由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主持。他强调，实施《物权法》，最根本的是要从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和实际出发，全面准确地把握并坚持和完善国家基本经济制度，重点针对现实生活中迫切需要规范的问题统筹协调各种利益关系，切实维护好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，促进社会和谐。

相对于普通的业主而言，政府部门更应该深入学习《物权法》，贯穿《物权法》所体现的尊重和保护私有财产和个人合法权利的精神。而由胡锦涛总书记主持中央政治局的这次集体学习，无疑就起到了一个很好的表率作用。

当尊重和保护私有财产和个人合法权益成为政府部门的执政理念；当“最牛钉子户”不再成为媒体焦点；当业主面对政府的维权不再困难。只有到那个时候，才是真正的“物权时代”的来临。